月度归档 十二月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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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再添新成员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荆淮侨、胡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近日在北京与相关省份和企业分别签署协议,预计将投入约24亿元经费,围绕具有区域特色的研究领域和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相关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开始尝试与地方政府、科研与行业部门以及企业开展不同方式的联合资助工作。按照“面向国家需求,引导多元投入,推动资源共享,促进多方合作”的原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有关地方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与有关企业共同出资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四川省、湖南省、安徽省、吉林省成为最新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的省份,将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同投入经费17亿元,围绕军民融合、现代种业、人工智能、新材料等课题,解决区域发展中的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问题。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加入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将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投入经费6.875亿元,围绕人工智能、海洋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新能源等企业发展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研究。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指出,希望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地方、企业以及高校、科研院所紧密结合,在鼓励自由探索的同时,更加注重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反馈和迭代作用,进一步加强需求导向、目标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发挥联合基金的平台作用,强化基础研究多元投入,共同谱写好科技创新发展这篇大文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李静海表示,当前地方政府、企业支持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十分踊跃,希望以此为起点,建立基础研究的多元投入机制,使之成为新时期国家支持基础研究的渠道之一,共同推动基础研究发展,为支撑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源头创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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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地铁2元进站,较真推动进步

  苏州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表态:2019年12月31日前,苏州将对此前的票务规则进行修改,并同步实施,将施行最低票价限制余额的刷卡进站标准,也就是说,苏州人只要交通卡里有2元就能进站乘车了。而此前苏州地铁都是按照最高票价限制原则:比如一号线全程票价为8元,持市民卡享受9.5折优惠,低于7.6元就刷不进闸道了。哪怕你只乘坐一站,只需要2元。这样一个明显不合理的规定,从2012年地铁开通一直如此,但是苏州大学学生吴同学接连两次遭遇后诉诸了法律,并且还取得了胜诉。吴同学为广大苏州市民争取到了合理的票务规定。

  近年来不乏这样的例子。乘坐高铁禁烟已经成为共识,但是绿皮车难道就可以例外吗?去年8月,一名准大一新生李颖就因为绿皮车上的烟味,起诉了哈尔滨铁路局。法院判决哈尔滨铁路局30天内在K1301次车上取消吸烟区,拆除烟具。李同学的一次诉讼推动了绿皮车禁烟史。

  还有,车辆年检到底能不能与交通违法处理进行“捆绑”?长沙市民唐先生就状告了车管所,认为车管所将车辆年检与交通违法处理“捆绑”属于违法。近日湖南省高院作出最终裁定,认定车管所违法。

  地铁余额支付不足看起来是非常小的事,但是当你明明有乘车权利却被不合理的门槛拒之门外时,面对的其实就是公共服务的傲慢。余额不足完全可以出站前补交,控制末端可以搞定这是常识,但是苏州地铁却选择了简单粗暴的约束方式,而且里面还夹杂着利益,储值卡多些余额怎么都是对公司方的利好。六七年来,无数人遭遇过,不是这位“较真”的吴同学,不知道还要延续多久?

  每一次的“较真”,都是以个案获取法律支持来改变,或者推动改变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规定,侵权的行为。这样的较真,是权利意识的体现。

  “较真”需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风险,中国消费者协会副会长刘俊海就总结过:当前中国维权成本高于维权收益,处于严重失衡状态。写《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的龙应台,言辞相当激愤,但是她在教育儿子时,也把问题抛给孩子自己去思考:维权需要时间等很大成本,你需要权衡之后再行事。

  如果维权仅仅停留在个人纠纷,个人消费纠纷层面,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诉讼成本确实值得斟酌,但是为了改变一个不合理的规则,为了推动一个城市提升公共服务,为了广大市民的权益,高度就不一样。吴同学愤而起诉,胜诉后放弃其他任何诉求,只要求改变不合理的规则,而且她确实做到了,非常值得点赞。

  为了审理好本案,苏州中院对全国各大城市的交通卡(市民卡)展开广泛而又深入地调研,还查阅了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制服机构预付卡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文件,做出了这样的判决,也是法制精神的彰显。

  但是不容乐观的是,很多问题并不是一场官司的胜诉就能解决的。比如车辆年检捆绑罚款。年检和罚款本来丁是丁,卯是卯,催缴罚款交警应该用别的手段。但是各地车主胜诉官司的消息不断传来,本身就说明还没有改变,各地车管所照样或明或暗在用年检在进行约束。这样的问题一方面通过“较真者”打官司来推动,至少能让大家从概念上明辨法律界定,从而敢于理直气壮主张权益,进而推动职能部门、公共市政企业吸取教训,主动防范道德风险和法律风险,利用更先进科学的手段,重新进行制度建设、程序设计和安排。(雷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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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堂当珍惜“百年老字号”声誉

  市场上同仁堂品牌的产品,价格往往远高于同类产品的价格。这样的溢价,说明是消费者对于同仁堂品牌的高度认可。作为企业,理当珍惜这份认可。

  知名老字号同仁堂卷入舆论漩涡,据江苏电视台报道,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盐城金蜂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将大量过期、临近过期的蜂蜜回收回来,企业宣称“退给蜂农养蜜蜂”。然而记者发现,回收蜂蜜被倒入大桶,送入原料库。执法部门表示,召回产品应悬挂不合格品标识,企业的操作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今年9月他们也有过类似操作,而今年10月企业还更改过蜂蜜的生产日期,违法延长保质期。

  对于媒体的报道,同仁堂发表声明称,尚未发现这些蜂蜜进入原料库。至于“更改过蜂蜜的生产日期”问题,是“对标签的管理和使用出现差错”。在其之后发布的公告中,同仁堂表示下属子公司同仁堂蜂业在委托生产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力和失察的责任。

  对于这起事件的后续情况,还需监管部门继续深入调查。据悉,北京大兴区食药监管局已展开调查,如发现相关违法行为,将依法严肃查处。北京市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关负责人同日提醒涉事的同仁堂公司,应珍惜品牌荣誉,对消费者负责。

  同仁堂蜂蜜陷入舆论漩涡,对“同仁堂”主品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尽管问题出在非主业产品上,但于消费者而言,对大品牌旗下系列产品的消费选择,多是冲着信任该品牌去的。而知名企业的扩张,也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风险。子品牌的同仁堂蜂蜜出了问题,多少会牵扯到同仁堂的主品牌。

  同仁堂是一个有着数百年历史的老字号,早在清康熙年间,同仁堂就定下了同修仁德,济世养生的“堂训”。而同仁堂门口的一副对联更是广为人知,即“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正是秉持两个“必不敢”理念严格选方、制药,使得同仁堂300多年一直长盛不衰,保持着良好口碑。

  而今在市场上,只要是打着同仁堂品牌的产品,价格往往远高于市场同类产品的价格。这样的溢价,说明是消费者对于同仁堂品牌的高度认可。作为企业,应当珍惜这份认可,珍惜“百年老字号”的声誉。

  “诚实守信”是一个企业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要求,当前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已成为社会痛点,同仁堂蜂蜜事件无疑再次触动了消费者的敏感神经。打造和传承一个“百年老字号”的招牌并不容易,需要付出几代人的心血和努力。对产品质量,当然需要零容忍的态度。希望经历此次风波之后的同仁堂,能够更加重视产品质量和生产全流程的监管,如此方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走得更远。(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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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用织物“不分科室”,混洗不能成行业潜规则

  把布草送进哪家洗涤厂进行清洗,清洗过程是否得到了有效监督,清洗后的布草是否被验收合格,这些环节医院都不能缺位。

  身为一名病人,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心情的主调本来就是忧伤。但是如果告诉你,你穿的病服、身体下的床单、头枕的枕套是如何清洗的,估计你的心情会更糟糕。

  近日,新京报记者对江西南昌市两家医疗布草洗涤企业进行卧底调查,发现洗涤厂为了提高效率,床单、病号服、手术服等医用布草,在洗涤承包企业的清洗过程中,出现混洗、未严格高温消毒等情况。

  此外,一些儿科医用布草也被夹杂在成人医疗布草中混洗,带血的医用布草与其他患者衣物和床单进行混洗。有洗涤厂员工坦言,他们所谓的分类洗涤,只是把医院分开,不分科室,不分洗衣设备,“洗其实就是过了一遍热水”。

  将心比心,平时洗衣服时,我们尚知道把内衣、外衣、床单被罩等分开洗。本该有着更严格要求的医用布草,竟然“一锅炖”,不免让人谈住院而色变,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如果说,此前屡屡被曝光的酒店床单被罩的问题,更多的还只是卫生问题的话,医院的布草,其洗涤过程规范与否,牵涉到的则是健康问题、安全问题。从细菌恐惧到病菌恐惧,给公众造成的心理阴影面积更大,也更值得关注和做出改变。

  毫无疑问,洗涤厂是直接的责任者,面对被曝光的不卫生、不规范行为,必须及时改正,并承担相应的处罚。但是作为洗涤厂客户的医院,也不应该置身事外。相反,医院也是责任链上的重要一环。

  洗涤厂需要对医院负责,医院需要对病人负责,这是直接联系和基本逻辑。在这样的联系和逻辑下,我们就有理由发问:如果因为医院布草洗涤环节的问题,导致一些住院者被“二次患病”,难道要让受害者去找洗涤厂吗?显然不现实,也不合理。

  医院有责任给病人提供干净无害的医疗用品,病人有权享受干净无害的医疗用品,这才是对等的医患关系。

  所以,把布草送进哪家洗涤厂进行清洗,清洗过程是否得到了有效监督,清洗后的布草是否被验收合格,这些环节医院都不能缺位。医院的工作绝不应止于把布草送到洗涤厂然后再收回,更不能明知洗涤不合格,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报道中,虽然记者只卧底了两家洗涤厂,但是它们所对接的医院,却多达二十多家。也就是说,这两家洗涤厂出现问题,背后暴露的至少是二十多家医院的问题,而这些医院里,是来来往往无数的看病者。将后果链拉长,便能清晰感受责任链的各方及其重量。

  有意思的是,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涉事洗涤厂之一的顺达洗涤中心,其法人裘伟光正是南昌市洗涤行业协会的法人代表,而他的另一身份,是南昌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南昌市第一医院)的原主任医师。前单位成了“客户”,这层关系耐人寻味。如今,洗涤厂问题丛生,背后潜在的联系和利益,值得探究和梳理。

  对于医用布草的洗涤乱象,江西省洗涤行业协会会长付俊伟介绍,“因为现在处在过渡期,一些洗涤厂浑水摸鱼,造成医院布草二次污染。”但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行业的标准化和完善需要过渡期,公众的生命健康不能有过渡期。一些洗涤厂的“浑水摸鱼”,是连已经明确的标准、最基本的规则都不遵守,仅仅是“过一遍热水”,这显然不是客观原因,而是实实在在的主观原因。(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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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急扶贫款滞留146天不作为也要零容忍

  乱作为和不作为不过是权力任性的一体两面。如果说杜绝乱作为是要托起权力运行的底线,那么,严防不作为,就是要确保权力有效行使的本分。

  今年5月底,“2017年中央专项财政公益金支持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资金4000万元在甘肃省级滞留长达146天”一事被通报后,引发广泛关注,当地相关责任人被追责。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了此案的更多细节。

  报道显示,对于财政部的“特急”件,甘肃省财政厅仍按常规性工作部署落实,也没有建立相应的跟踪督办机制,只是按照一般性程序办理,超前谋划、主动作为不够,协调督促作用发挥欠缺,工作责任心不强,履职不力,导致“卡壳”的问题不断出现,最终让宝贵的财政资金被滞留146天。

  一端是上级“特急”拨款,一端却是地方纵容款项在账户上睡大觉,如此反差鲜明的对比,着实让人诧异。这种表现,说到底就是慢作为和不作为。将“特急”要求当作耳旁风,导致本该早日发挥作用的财政资金被闲置,其危害性同样不可忽视。一来,它拖累了扶贫开发的进度,二来也让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大打折扣。

  尤其是当前“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乱作为现象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遏制,但也绝不能形成“不作为至少比乱作为好”这样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治理不作为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对于乱作为的零容忍。

  事实上,在对乱作为等违规违纪现象加大治理力度的同时,对可能抬头的不作为、慢作为等消极履职现象,国务院和相关部门也早就打过预防针。如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明确提出,“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上也曾说过,“占着位子不作为、拿着俸禄不干事,同样是腐败”。这些都表明,严厉惩处乱作为,不等于可以纵容不作为。

  其实,乱作为和不作为不过是权力任性的一体两面。如果说杜绝乱作为是要托起权力运行的底线,那么,严防不作为,就是要确保权力有效行使的本分。“在其位谋其政,任其职尽其责”,这是现代政治常识,没有模糊地带和讨价还价的空间。说到底,无论是反腐败,还是加强作风建设,都只是一种手段,它的终极目标是要服务于建立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减少“内耗”,提升行政效率。

  就以扶贫为例。目前距离2020年确保让贫困人口全面脱贫的扶贫目标,只剩下两年的时间。按理说各地都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这其中,让每一笔扶贫资金从申报、批复到使用和效果反馈,都能够有高效的衔接与跟踪机制,是扶贫进度的重要保障。而像甘肃这样让扶贫款项在账户闲置,就是一种消极对待,降低了扶贫的效率。此案再次提醒,继续惩处乱作为现象的同时,对不作为的危害及其可能的苗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闵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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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资金为何趴在账上“睡大觉”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2017年7月,中央财政紧急安排专项资金4000万元,并特别标注“特急”,用于支持甘肃省贫困革命老区扶贫开发。7月11日甘肃省财政厅收到通知,直到12月6日才完成专项资金分配工作,致使中央财政下拨的专项扶贫资金在省级财政滞留了146天。目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免职、降级等查处。

  中央紧急下拨的扶贫资金躺在省级财政账上“睡大觉”,贻误扶贫工作,中央再急下面不急,具体工作无人落实,如此局面让人遗憾又愤怒。贫困群众眼巴巴盼着雪中送炭,中央下拨的特急扶贫资金却被卡在省级财政,一拖就是半年,不但暴露了有关部门作风慵懒、官僚作风严重,也暴露了扶贫资金拨付中监管缺失问题严重。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发生,此事再次警示我们,扶贫资金不能简单地“一拨了之”,后续的动态跟踪监督必须跟上,缺少了跟踪和监督,扶贫资金难免“睡大觉”,耽搁扶贫进度。

  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扶贫资金趴在有关部门账上“睡大觉”,并非“巧妇”无米,而是“巧妇”严重不作为所致。与被套取或违规使用相比,扶贫资金被闲置,看似钱还在那里,但扶贫资金的闲置,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相关工作的停滞。扶贫资金不仅寄托着贫困地区人民改善生活的希望,依法依规全面充分使用扶贫资金,更承载着党和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

  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扶贫资金“睡大觉”,老百姓急需要的“救命钱”不能到位,他们想做的事和想发展的产业,都可能因为缺少资金而胎死腹中。这对打好脱贫攻坚战,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都将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大量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不仅增加了资金的占用成本,造成了资源的浪费,更影响了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耽误了扶贫战略的推进和发展改革的机遇,可谓弊莫大焉。

  在网络高度发达的今天,老百姓相互之间要转一笔账,通过网络,可以在分分钟钟之间完成。虽然政府的扶贫资金下拨,需要经过一些必要的程序,需要一个过程,但无论怎么说,扶贫资金在省级财政滞留了146天都是说不过去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规定,建立健全扶贫资金的检查、监督制度,尤其是管理部门,应当对扶贫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扶贫资金不能按时到位、配套资金达不到规定比例、投向不符合规定的,及时纠正。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应当组织社会有关方面加强监督,把行政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由此看来,扶贫资金“睡大觉”,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有一点不能排除,那就是缺少跟踪监督,扶贫资金就有可能“睡大觉”。

  为整治扶贫资金“睡大觉”懒病,让每一分扶贫资金都切实发挥效益,各级领导干部需要提高政治意识,多些接地气的调研,多精准发力,严格监督,层层压实责任。扶贫资金应实行专户储存、专户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不断完善监管制度和程序,形成政府和社会合力,尽可能采取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加强资金监督。

  同时,要加大审计和查处责任落实,完善机制,对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等问题及时查处,对无故长期大量闲置扶贫资金的项目和有关责任人必须进行问责。要加大问责的力度,提高扶贫资金闲置违规成本,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益,让扶贫资金真正雪中送炭。 (朱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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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僵尸企业”要戒拖延症

  日前,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的通知》,明确各地区应建立“僵尸企业”及去产能企业债务处置工作机制,“原则上应在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有了时间表,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增添了新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丧失自我发展能力,必须依赖非市场因素即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来维持生存的企业。尽管这些企业不产生效益,却依然占有土地、资本、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严重妨碍了新技术、新产业等新动能的成长。

  处置“僵尸企业”不是简单的减法。数据显示,我国破产案件的立案数与审结数分别从2015年的3568件、2418件,增长到2017年的10195件、5712件,“僵尸企业”破产出清工作成效明显,但处置力度依然有待加强,最棘手的就是债务处置。“僵尸企业”背负了相当规模的同业拆借和银行贷款,拖欠了不少下游企业的应收账款,更涉及大量职工的欠薪与安置。职工、债权人、投资人的合法权益都要维护,产业链的稳定也不容忽视,还要防止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也正是债务处置的复杂性,导致不少地区、部门产生了畏难情绪,造成一些地方处置“僵尸企业”信心不足、办法不多、步子不实。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破”“立”“降”上下功夫。“破”就是大力破除无效供给,把处置“僵尸企业”作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不退出,产能过剩矛盾就不能根本化解,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动力转换就难以实现。如今,抓住债务处置这个牛鼻子,“僵尸企业”退出有了时间表、政策包,任何相关方都没有理由再患“拖延症”。

  明确了时间表,制定了任务书,企业、地方都不能再打“小算盘”。以往,有些地方和企业集团认为,让“僵尸企业”退市,不仅影响上级单位的绩效考核,还会引发人员安置纠纷,“维持现状”反而对自己更划算,于是能拖则拖。现在,“僵尸企业”债务处置范围、时限、流程都已确定,三个月内就要确定首批名单,2020年底前完成全部处置工作,倒逼各方统一认识,行动起来,不仅不能再“输血”,还要迅速“止血”。

  绘就了路线图,政府、银行都要果敢“断舍离”。监管部门严格展期续贷、借新还旧、关联企业担保贷款等业务的实施条件,禁止给予金融机构特殊监管政策支持,严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维持“僵尸企业”存续的行为……这一系列组合拳划定了红线,避免了“僵尸企业”被无期限“输血续命”,倒逼其或通过市场化手段盘活资产、实现自我循环,或通过合法途径完成破产。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在堵后门的同时,也得开前门,让“僵尸企业”愿意退,也退得出。无论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破产经费多渠道筹措机制,还是支持有效开展土地再利用,都为市场主体依据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债务处置,谋了新路、支了实招。药方开了,药引给了,利益相关方与其抱残守缺,何不断腕重生?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亟待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支持高质量的发展。打破“僵尸企业”处置的僵局,加快“僵尸企业”出清,让培育新动能的空间更大、环境更好、资源更丰沛,中国经济还将释放更加强劲动力。 (陆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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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生需在工作中发掘自身不可替代性

  据媒体报道,教育部预计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达到834万人,将再创新高。同时,根据教育部报告显示,本届95后应届生的平均期望薪资达到了8431元/月。

  如今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未就业人群供给的情况下,依然有很多高薪岗位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之为“结构性低薪”。它指的是市场中存在着高薪岗位的供给,也有企业对这类人才有着强烈的需求,但是,劳动力市场却满足不了这个需求,达不到企业所提出的标准,结果导致空有高薪,但大多数人却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提供高薪优厚待遇的公司的人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大学生的理想就业愿望也没有能够实现,从而出现了报告中所显示的大学生理想工资高于实际上所能获取的工资。

  对于大学生的工资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就业的大学生没有找到自己在工作中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在当前“结构性低薪”的现实下,无法达到自己的理想薪酬。大学本科期间能够学到很多的专业知识,但是仅仅有这些知识储备距离工作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以经济学专业为例,经济学本科主干学科是微观、宏观等理论经济学和投资学等应用经济学,但是,真正就业时他们所对口的证券公司、银行等工作或是撰写行业研报、或是进行风险分析,这些与本科期间的书本知识还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些在职场上摸爬滚打很多年,感受过资本市场刀山火海的老油条们以充足的工作和实践经验,比这些初入职场的大学生所能给公司带来的价值要多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大学生的工资没有有丰富经验的人工资高。

  工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你工作的“不可替代性”,而正是这种不可替代性才让企业更愿意用更高的薪酬留住你。

  企业愿意雇佣一个劳动力,看重的是其未来能够给公司创造的价值。如果一个职员能够给公司带来巨大的价值,同时其他人选还无法替代他在公司中的作用,那么公司会愿意用更高的薪酬留住他。

  随着毕业大学生规模的增大,越来越多的同类型同专业近似水平的大学生不断涌现,每个人的“不可替代性”都被削弱,从而整体的收入水平降低。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是关于水和钻石的比较,之所以水作为生命之源的售价并没有钻石高,有一部分原因是在于水的边际成本远远小于钻石的边际成本。同样,如果大学生自身的工作替代性如水一般,工作很努力但是公司多他一个或少他一个差别都并不大,那么即使他的工作能力很强,他被支付的薪酬也不会很高。

  所以,大学生如果想要实现自己的职业规划、获得理想的收入,就需要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在大学期间,不仅要好好学习书本知识,更应当勤于将知识付诸实践,并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在实习过程中,以学习技能、提升经验为目的,而不以简单的薪酬待遇来评判工作的好坏。同时,要多思考,多从工作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付诸实践,充分发挥“干中学”的作用,降低自己的边际成本,提高自身劳动力的生产率。

  如今,复合型人才越来越得到企业的青睐,经济、数学、统计、法律等等学科交叉领域越来越广泛,只有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升自身的能力,才能让自己成为公司中不可替代的一分子。

  最后,大学生在初入职场时,有一个美好愿望和远大的目标是值得鼓励的,在遇到现实的打击时,不应自怨自艾,愤世嫉俗,而应当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提升自身的“不可替代性”,从而让理想真的变成现实。(周闵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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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洗稿”重塑良性内容生态

  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两个公司、平台的努力不行,必须靠行业自律、监管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法律可明确界定的抄袭或洗稿内容,直接判断处理,存在争议的交由平台随机邀请的成员参与合议;认定为洗稿的不仅内容会被替换,还将对违规账号进行处罚……最近微信公众平台推出“洗稿投诉合议小组”,引发不少新媒体从业者的关注。在不少人看来,引入人工合议看似费时费力,但或许是对洗稿最有效的打击。但也有人质疑,合议的尺度依然很模糊,界定起来主观性强、难度不小;审核效率慢、时效性差,恐怕不足以保护原创内容的权益。

  单就微信这一次推出合议机制来说,虽然姗姗来迟但也表达了反对洗稿的鲜明立场,迈出了整顿秩序的重要一步。提起洗稿,不少人还记得今年5月份的“差评”风波,腾讯投资涉嫌靠洗稿起家的自媒体平台“差评”,犯了原创自媒体人的众怒,最终融资目标没有达成。事实上,洗稿行为让不少自媒体人深恶痛绝,也日益成为网络空间藏污纳垢的一角。从花样百出的洗稿方法,到层出不穷的洗稿软件,再到枪手集团化规模化运营,近年来屡见不鲜的报道,揭示了洗稿背后的灰色利益链条。

  起诉侵权吧,举证难度不小,成本太高,况且洗稿毕竟和抄袭不同,是否构成侵权,业界尚有争议。就平台方而言,标准化的监管固然重要,但是很多洗稿行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的故事、重要语句类似,但没有一段话完全相同,有的剽窃核心观点,但是读起来似乎内容完全不同。凡此种种,让洗稿行为陷入“法律管不着,平台没法管”的境地,客观上也给不少违规者以可乘之机。

  正因如此,引入合议机制,加大对洗稿行为的甄别力度,不失为一种主动作为和管理创新。但也要看到,即便合议机制真的能够发挥实效,要想根治这一顽疾,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要知道,微信公号只是内容生产的一个出口,把微信上的管住了,平台之间的洗稿行为如何治理?再比如洗稿行为屡禁不止,根源是利益的驱动,只要“做号”依然被当作生意,内容生产依然唯流量论英雄,就一定会有投机者趋之若鹜。解决这些问题,单靠一两个公司、平台的努力不行,必须靠行业自律、监管部门出台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斩断洗稿行为的利益链条,重塑内容生产良性的生态环境。

  当然洗稿行为还涉及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现实中,一些抄袭者被诉诸法院,得到了相应的判决,但这些人不以为耻,依旧我行我素;有的洗稿行为被发现、被曝光,洗稿者反而振振有词、强词夺理。这些怪现象原因何在?关键在于处罚没有触碰到痛点,违法违规成本太低。抄袭洗稿的名利双收、登上事业巅峰,苦心孤诣从事原创的却投诉无门,这显然不是一个良性的内容创作环境。必须加大对洗稿行为的处罚力度,触碰到痛点方能让其知道敬畏,否则尊重原创、呵护创新的风气也就难以形成。 (桂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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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机更容易出交通事故原来大错特错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女司机似乎更容易出事故,其实不然。 12月13日,无锡交警支队就2018年度交通事故情况进行了全面盘点,以数据为女司机“正名”:数据显示,今年截至12月10日,无锡发生各类交通事故(包括伤亡事故以及直接走保险理赔途径的轻微事故)30万起,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预计全年事故在31.5万起左右。从男女司机事故比例来看,所有伤亡事故中,女司机的事故比例占15%,死亡事故占比不到12%。

  “所有伤亡事故中,女司机的事故比例占15%,死亡事故占比不到12%”——这个数据足以推翻过去的一个说法:女司机是第一号的马路杀手。

  是不是无锡市的情况特殊,其实不然,这样的数据并非仅仅出自无锡一市。去年三八妇女节时,南京交管部门公布,截至当年2月底,南京共有312万名机动车驾驶员,其中202万为男性驾驶人,110万为女性驾驶人。2016年,南京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57481起,其中由女司机引发的轻微交通事故只占总数的18.4%,由男司机引发的事故则占到了81.5%。而女司机引发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比例更低,2016年南京市三年以下驾龄驾驶人引发一般以上交通事故共282起,其中男性驾驶员引发253起,女性驾驶员引发35起,女性驾驶员只占13.8%。

  但是提起女司机,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马路杀手。曾经听过这样一个笑话:马路上什么司机最让人害怕?答:女司机和新手女司机。

  更有甚者,一些文章煞有介事地分析:女司机为什么容易出事故?一是穿高跟鞋不易刹车;二是没有养成“备刹车”的习惯;三是容易分神,注意力不集中。更有人从女性的生理和心理差异来分析女性司机多出事故的理由。

  但是从现实客观数据来看,所谓“女司机更容易出事故”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所谓女司机容易出事故只是一些人的感觉,并没有准确的宏观数据作为支撑。无锡和南京两地交警提供的数据给这些流言有力的回击。

  其实,绝大多数交通事故的发生,都是不遵守交通法规造成的。女性较男性更为心细,驾驶准备也更加细致周密,加之生活规律、睡眠充足,驾车行驶时不易疲倦,且饮酒吸烟者较少。而且,女司机开车更注重不超速,大多数女性不会开“斗气车”,在驾驶过程中比较稳定,法制观念和安全意识也较强,超速行驶、闯红灯、酒后驾车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较少,在堵车时也不容易急躁,所以女性引发的有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比例要比男性少得多。

  当然,如果我们从出事故的女司机身上总结教训,引起全体女司机注意,从而更加保证女司机的安全驾驶,这是必要的,也是善意的。但如果没有事实根据,编造女司机容易出事故的谎言,还是需要纠正和澄清的。如果再把这样的谎言作为歧视妇女的根据,就更加需要推倒了。(殷国安)